在各大社交媒体的议程设置下，用户们开始不约而同地实地参与到这场“城市漫游”的热潮之中。各地的老城区、小街巷、隐藏在居民区的宝藏咖啡馆和美食店、甚至街头的一砖一瓦，都被Citywalker们挖掘出来并以“Citywalk推荐线路”的方式晒在了社交媒体平台上。越来越多的打工人发现，原来自己平时下班的必经之路，也可能是另一群人漫游中的意外收获，也会藏着从来没见识过的别样风情。

“天子之渡口——天津”
#Citywalk|城市街头漫游计划
——豆瓣网友@嗯（2023/07/17）

“你一定要相信青岛”
#Citywalk|城市街头漫游计划
——豆瓣网友@f2.0
（2023/07/26）

“城市观察者”
#武汉CityWalk
#Citywalk|城市街头漫游计划
——豆瓣网友@白日梦先生（2023/07/24）

“成都扫街
被围在角落的夏”
#Citywalk|城市街头漫游计划
——豆瓣网友@伍仨
（2023/07/25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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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然而，Citywalk并不是一个横空出世的新鲜词汇。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英国伦敦，就已经出现一种名为“Citywalk”的城市旅行方式，其初衷是想让参与者“像当地人一样旅行”。通常会有一个熟悉当地城市的人带队，以行走或骑行的方式走进街头巷尾，从历史、地理、人文、风俗等方面观察，从而对城市产生新的理解。在我国，不论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“轧马路”，还是以健康养生为目的民间话语“饭后走一走，能活九十九”，抑或是古代文人墨客颇有哲学意味的“相与步于中庭”，都与如今互联网语境中的“Walk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。
    对于如今Citywalk的爆火，有人颇有兴致地加入其中，也有旁观者提出了质疑：

    在人们纷纷晒出自己的Citywalk路线时，也有网友戏称，“别人在Citywalk，而我只能Citywork”。也有网友表示，“我们是都市丽人，也是都市隶人”。所以Citywalk和Citywork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呢？我们从《Citywalk趋势报告》中找到了答案。

    通过分析相关数据，我们发现，Cityworker与Citywalker在地域与年龄层分布上有着共通之处：在地域分布上，报告中统计的“最爱Walk”的9个省份中，有7个省份的城镇就业人口数在全国范围内排名前十。在年龄层上，Cityworker与Citywalker的分布具有一定的重合性——参与Citywalk的人群中，处于24~33岁年龄段的占比47%，而这一年龄层的城镇就业人口占比约为31.52%，这也印证了该报告指出的“95后比00后更热衷于Citywalk、上班族比学生党更爱瞎溜达”的特点。

    上述现象揭示了年轻一代对于城市生活方式的共鸣和追求。对于Cityworker而言，Citywalk不仅仅是“遛弯儿散步”那样稀松平常——随心而走的路线、随处可见的烟火气以及不期而遇的惊喜，在用脚步丈量城市边界的同时，人们在奇幻的、稍纵即逝的万千景象随时获得着满足感与存在感。

    在社交媒体平台上，许多用户参与了Citywalk之后，说出了他们的真实感受。与H一样，身在城市中的年轻打工人也会将“Citywalk”作为一种精神出口。对他们而言，“行走”似乎就是“解放”。

时间：看不见的陷阱

    该份报告显示，在不同的行业中，金融业、IT/通信/电子/互联网、房地产/建筑业是经常加班的重灾区。在金融行业，几乎每天都在加班和每周加三四次班的人数比例高达73.6%。 除了加班频率高之外，51.2%的人一次性加班时长超过3小时，属于长时间加班。每七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加班超过8小时，这意味着他必须要熬夜、通宵、或牺牲周末休息时间。而加班频率最高的房地产/建筑业和金融业，他们长时间加班的比例也高达59%，分列一二名。 

    此外，发达的通讯设备，也让每个人都尝到了隐形加班的苦。怎么样才算隐形加班呢?——“下班后依然保持在线”。DT读者 @一颗茶叶蛋 在参加调研时就表示，“一年365天，只有过年那7天手机是消停的。”在参与本次调研的打工人中，95.7%的人在最近/现在这份工作中加过班，只有4.3%的人没加过。而当问道“为什么得加班？”时，超7成的年轻人说，“工作量太大，不加班无法完成。”
    为了钱或福利加班的时代已经过去，一方面许多公司加班本身就没有钱，是无偿加班；另一方面年轻人更渴望可以自己掌控时间和精力。而在所有的加班原因中，有加班费、有晚餐等加班福利，已排到了倒数第一、第二名。

然而，除了加班之外，在通勤方面，Cityworker的时间被“进一步挤占”。

    根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在2023年8月发布的《2023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》，对于超大、特大城市而言，80%通勤者45分钟可达是城市运行效率和居民生活品质的衡量标准。 
    该份报告显示，“超大城市”45分钟以内通勤比重均值只达到了69%，这就意味着在“被Walk”的城市中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成都这些“超大城市”的45分钟通勤比重远低于“幸福通勤”（80%）的衡量标准。
    此外，北京市的“极端通勤”（60分钟以上通勤比重）达到惊人的28%，属于“特大城市”的武汉市也在该份监测报告中被指出“通勤恶化严重”。

空间：逃不出的茧房

    根据58同城、安居客发布的《2023年毕业生租住调研报告》，在超八成年轻人的理想状态中，租金都应该控制在工资的30%以下。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，按照月薪一万左右的水准计算，月租起码要控制在3000元以内。可是在就业环境日趋严峻的当下，月薪不足6000的应届毕业生在难以负担起高昂房租的情况下，只能把找“同屋不同床”甚至“同屋同床”的“搭子”作为自己正式踏入社会前的重要任务。

    当城市打工人的生活时间不断被工作挤占，“身”存空间也不断缩水时，在时间与金钱的问题上，“困住”他们的，或许就是这抓不住却又束缚住自己的“时间”，也或许是装得下自己却装不住工资的“空间”。在城市飞速发展的进程中，本满怀愿景的年轻打工人，就这样在自觉或不自觉中，开启了从Cityworker（城市打工人）到Citywalker（城市漫步者）的转变，试图在这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当下，寻求短暂的逃离。

    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是，当城市打工人一边想在大城市中实现自我，一边却又苦于难以融入这座城时，Citywalk这一方式似乎成为了缓和“人”与“城”之间矛盾关系的助推剂。实际上，在漫步城市街巷的过程中，我们既能看到城市打工人对城市的依恋，也能看到城市在他们身上释放的温度。

    根据《脉脉：2023人才迁徙报告》、《2023“中国100城”城市创新生态指数报告》，“人才流入城市”指标，反映一座城市对于人才的吸引力，而“城市创新生态指数”又与“创新主体”、“创新主体产出”等指标息息相关。不难看到，人才流入量排名靠前的城市，往往也是位居创新生态指数排行前列的城市。这无一不印证“人”与“城”发展的规律：“人”为城市所吸引，而城市的发展创新也影射着“人”的重要性。

尾声

    当我们与H对谈的同时，我们也邀请了另一位具有Cityworker与Citywalker双重身份的Y与我们对话，讨论她自己与城市的故事。

（Y为受访者代称，受访者背景：女，23岁，本科学历，毕业于北京某高校金融学专业，现就职于北京某金融公司。）